“科研要急国家之所急，还要先走一步，为国家长远需要早做准备。”“科学无国界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。”

　　5月25日，在“科学人生·百年”主题宣传活动上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教授孙昌璞作了“‘两弹一星’事业何以孕育科学家精神”的主题报告。他介绍了“两弹一星”事业中广大科技工作者“爱国奉献、艰苦奋斗、协同攻关、求实创新、勇攀高峰”的精神特质，强调了坚守科学道德底线与学术诚信、弘扬科学家精神的重要性。

　　在“两弹一星”研制的过程中，有无数科学家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，义无反顾地回到当时相对落后的祖国，投身于核武器研制事业。他们以国家命运为己任，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，展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。彭桓武院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当别人问起他为什么要回国时，彭先生的回答充满深情：“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。回国不需要理由，不回国才需要理由！”

　　“这是对国家的深厚情感和责任感的真实写照。”孙昌璞认为，当前环境下，如何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相结合，已经成为科技工作者面临的重要实践问题。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，科技工作者应该传承弘扬好科学家精神，像投身“两弹一星”攻关的老一辈科学家一样，急国家之所急，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解决实际问题，而不是简单地追求发表论文。

　　在谈及如何正确处理理论和实验的关系时，孙昌璞在报告中讲了周光召指导胡思得院士的故事。1963年，胡思得即将前往基地做实验，周光召特地找他谈话，谈论理论和实验的关系。

　　胡思得曾回忆：“周光召跟我说，这次你要去基地搞实验了，搞科学工作的，重要的是不要放过理论或实验中存在的任何疑点。理论和实验如果能够一致，当然很高兴，但如果理论和实验有不一致的地方，一定要抓住，把问题搞清楚，因为从这种地方会发现理论或实验的不足，有可能产生新的突破，这样就推动了科学的前进，而且自己也可以成为有作为的科学家”。

　　“周光召先生对理论和实验关系有着高度清晰的认识，他对待理论和实验关系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他的求实精神。”孙昌璞说。

　　“根据胡思得院士回忆，在1968年前后设计一个小型化型号时，一个关键的动作出了毛病。这只是个技术问题，但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，军管会希望定调为政治性的科研路线问题，遭到了于敏先生的坚决拒绝。”孙昌璞还讲了于敏先生坚守科学精神和学术良知的故事。

　　于敏后来曾坦言：“如果我说假话，我当时可以轻松过关，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。我宁愿现在挨整，决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，不说违背真理的话。”

　　“正是有了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，我国国防科研工作者才能以坚定不移的科研信念突破层层技术壁垒，最终在国防和国家安全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。我们应传承好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唯实的精神。”孙昌璞强调。